|
其实，勃拉姆斯那看似平凡的对天地万物的爱心，也许正是他作品伟大史诗性和悲剧性的源头。因为这种爱心不必借助血火的陶铸（如贝多芬），它的萌发也不必借助于个人和民族命运的煎迫（如肖邦），更不必借助神界的启迪和鼓荡（如瓦格纳）；勃拉姆斯潜心谨守的，只是对生命之本原的理解、对这个本原既伟大又脆弱之本质的感动和描述。人们感叹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和变奏曲能够从一个简单的主题发展出那样宏伟的篇章，认为这是 他恪守古典主义作曲原则的结果；但是在我看来，这首先还是出于勃拉姆斯对生命本原的体会和信念——因为这个本原其实最为单纯，即如后来马尔库塞指出的那样：人类需要用自己的基本特征来深刻地反映客观世界和他的感观世界。所以当我们聆听勃拉姆斯的作品时，才会觉得它们决不是古典主义技法的外在逻辑演示，而是内心对自己生命信念的娓娓叙说。你听一听他的那开阔清新的第二交响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听一听他宛曲之极的第三钢琴奏鸣曲（Op5）的第二乐章、第二钢琴四重奏（Op.26）的第二乐章、第三钢琴四重奏（Op.60）的第三乐章、第二钢琴协奏曲（Op.83）如歌如诉的第三乐章“行板”——特别是在前面第一乐章“不过分的快板”和第二乐章“热情的快板”那宏伟的气宇衬托下，就会立刻感到他对天地之间一切生命的价值有着怎样的挚诚温淳的理解，对一切生命的意蕴有着多么深情细致的体味。正是在这个具有根本文化意义的支点上，勃拉姆斯最直接地继承了贝多芬爱的精神；同时，也最明显地划清了与贝多芬的界线——贝多芬晚年，当身体和生活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苦痛之际，他把自己的第三十号钢琴奏鸣曲（Op.109）题赠给布伦塔诺小姐，同时附上了对这首新作的自我评价：“这并不是一般常见的东西所能比拟的，这是精神，这是能将地球上高贵、杰出的人联结起来的精神！”贝多芬的高贵，永远具有狮子般的傲岸不群；而勃拉姆斯的高贵，却充满了“民胞物与”般的隐忍悯恻和终极关怀。从更为久远的人类历史和更为广大的宇宙时空来看，他们两者之中，谁又更接近“高贵”的本质呢？
哲学家说，希腊人崇尚的神，其美在于他们体现出的理智；而希腊人的美就在他们日常生活之中，那是一种宗教的迷耽所没有的“单纯的幸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勃拉姆斯的音乐也许远比骄傲地自诩挽救和继承了希腊精神的瓦格纳更贴近于古典的人文精神和悲剧意义。亚里士多德说：生活于雅典城邦之外的人，非兽即神。两千多年之后，当厌弃表现“日常生活”的倾向在瓦格纳那里发展到极致的时候，他的伟大的理想和壮丽的音乐不也完全需要神和兽来支撑么？所以音乐史家保罗·亨利·朗格认为：“瓦格纳是一个真正的戏剧家，但他不是‘悲剧家’。”而勃拉姆斯作品中的史诗性和悲剧性不仅完全与瓦格纳不同，而且也与贝多芬直至十九世纪民族乐派的内涵不同：他终生探究的，并不是人们被逐出天国之后才不得不面对的五花八门的苦难和奋争，并不是高远的人生理想与世俗的冲突等等命运的一切外在内容，而是在所有这一切命运和冲突的表象显露之前，更深地蕴涵在人们生命中那欢乐与悲戚的“基因”和源头，是连几乎一切最伟大雄豪的心灵将来都终归要面对和思索的那遥远的归程。正因为勃拉姆斯表现的是纷纭万象之前、之上的东西，所以他的音乐才是平和亲切的人情意味、深刻的哲思、博大超越的宗教情怀这三者的高度统一，是真正的“悲从衷来”，同时也是人们心灵的悠远史诗——从感知命运、畏惧命运、抗争命运，到理解命运、再到以宽广高远的心怀去容纳命运的伟大历程！真是像暮霭中残败的雅典圣殿一样，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理解自己、理解宇宙万物的史诗。不信你去听一下他的《德意志安魂曲》，除了巴赫的《B小调弥撒》，人间可曾还有过如此真诚谦和而又无比宏伟的心声？而且在勃拉姆斯之后，这种声音还可能再闻于世间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