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一百棵百年老栎树在平原上排成他的名字，或者立一座如马乔列湖的圣·保罗美奥巨像那样大的他的雕像，让他如生前那样俯仰群山”。舒曼这样说。
不听贝多芬的时候，他在我心中常意味着“理性”或“力度”，沉重而坚硬，有着明晰的纹理，温情却不足。而当他的音乐一下子从我的耳膜到心房闯出一条通道时，一股暖流立刻随之涌入，冲决了一切犹豫，直到淹没了心田和 视野。他在我心中象是变了一个人－－也许发生变化的是我。正如我不看花，花与我同归寂寞，我看花时，它才同我一起鲜明起来。他的理性太强大，倒使我几乎忘怀了理性，因为在他那里，奏鸣曲式钢筋铁骨般的框架原来并不缺少血色，灵感和热情充实了每个角落，使它们容光焕发。惭愧的是，在《第九》面前，我缺少足够的承受力，纵然脊梁够硬，韧性却不足，经过那燃烧荆棘的五彩烈焰的洗礼，感觉到的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想垂下头。对我来说，最可亲的就是《第七交响曲》。
听到“第七”中那汪洋恣肆的喜悦，我猜想作曲家也许正在遭遇不幸。这种逻辑在他身上并不奇怪。那种近乎狂傲的自我肯定，常常是在苦难的压力下释放的。第一乐章中，浑身古铜色的英雄携着风声，踩着鼓声，迈着坚定的步子路过。音乐在他身后潮水般涌起来，我直视浪尖，情不自禁从心底应一声：“跟他走！”前方就是海洋了，走进去，我不会窒息棗在他的魔力下，我变成了鱼儿，涵泳于色彩浓厚的波澜和旋涡里，尽情张扬着生命的快意。第二乐章则是另一个世界，从海里带回的一颗巨大的水珠正挂在床头。透过圆圆的水珠，可以看到隐约有一座雕像从海面上缓慢而庄严地升起来，卓然兀立于远方，仿佛昭示着一种意味深长的缅怀。那是米开朗其罗雕刻刀下英雄的身姿么？又清明又和谐，性格里蕴涵着深深的忍从。我回忆着他那昂起的头颅和高贵的表情，听见了他吟唱赞美诗的声音随着波涛荡漾。第三乐章从一开始就充盈着弹性，好象有双妙手把前面的肃穆重新整合打理一遍，它变得英姿勃发，一身“飞扬跋扈为谁雄”的洒脱。到了第四乐章，竟成了一首极乐之歌。酒神狄奥尼索斯在狂舞，我贴紧墙壁站立，惊喜得透不过气。那生动的舞姿背负厚重的欣快旋转着，一直持续到乐曲结束。1812年，写这首作品的时候，正值情人丹莱莎离去，他自己耳聋加剧之际。
我偏偏喜欢在一些寂寥的情景里听这首交响曲。比如，夕阳惨淡的余辉下，听着那个富特文格勒执棒、可称为“逸品”的演奏，环顾房间的四周，在如泼墨、狂草般的乐境里凝望沉默的家具和钢琴；或者，注视着计算机上屏幕保护程序的图案，它们在那充满激情的音乐里悠闲地游弋、轮回。我甚至幻想站在窗前望着飞舞的雪花，听那火山熔岩般的音乐。此情此景，该多么令人心旌摇荡。我的目光，是被酒神之歌浸润过的目光，而我面对的，却是眼前平凡的万物，我以自己的心情，体认贝多芬的哀怒。舒曼要我们永远记住贝多芬，而贝多芬的音乐只给我们留下了对意志力，对永恒的崇拜。他要我们忘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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