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与音乐相伴始终。音乐包围着我们生活的世界,弥漫在它的每个角落。大地、天空、水中,都充满了各种各样、效果强烈的自然界的音乐。风儿在树叶里歌唱,在河水潺潺的涟漪里撩拨竖琴的弦;鸟儿对着迷人的,刚刚苏醒的早晨,絮絮地唱着它们的情歌;大海涌起的波涛,是在一位指挥大师棒下,富有韵律的合唱。
音乐的力量,在每个时代,每个部族,都为人所深知 。它在创世之初就是如此。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俄耳甫斯奏起他的小竖琴,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都会为他倾倒。他还下到冥王普路托的地界,用他的音乐,招回了他死去的爱人欧律狄刻的灵魂。我们还都知道,塞壬们在希腊的小岛上,用她们的歌声蛊惑水手,而罗瑞莱女妖则在莱茵河的礁石上歌唱。
于是人们就认为,好的音乐使人高贵,坏的音乐使人堕落。可是在我看来,这很明白,只有一种音乐,那就是“好的”音乐。一个音乐如果是坏的,它就不再是音乐,只不过是打了拍子的声响。我认为音乐自身并不能产生好的或坏的作用,但是它却足以提高和增强你现有的观念和直觉,那是有好有坏的。恋爱中的人也许会在音乐里加深浪漫的情绪沉浸在忧郁中的人也许在音乐里感到更加哀伤;音乐又能让战士勇气倍增。就这种作用来说,音乐就和迷药相似。它的药效很强,根据你的精神状态和当时环境令你产生好的或坏的想像。在一个布置得富有情趣的房间里,你的想像是美好的,但是在恐怖的环境里,你的想像就会是可怕的。迷人的《幽默曲》在一位出家人听来,也许意味着信仰的喜悦,但在满不在乎的人耳里,就成了纵欲的舞蹈。我听说有些拦路抢劫的盗贼就一边作乱,一边还吹着《幽默曲》的口哨。
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绝对的”信徒,也不认为有什么神圣的音乐。生活里其他方面的事物真到什么程度,音乐也就真到什么程度,它们彼此对应。在当代艺术里所认为的真,可能在下一代人看来就是十足的假。比如说,乐音的谐和与不谐和曾经被看作音乐里的基本原则,而现代的作曲家和音乐家们就已经不在乎这条老规矩了。格利高里圣咏曾经在几百年里,与基督教国家的信仰紧密联系,所以它就能引发我们的宗教感情。在一个非基督教的地方,如果他们把它与自己的传统结合起来,可能就会在这部圣咏里燃起战斗的激情。一位澳大利亚商人听到格利高里圣咏,可能根本就无动于衷——但是一个本民族的旋律却会打动他的心灵;同时,他的野性的音乐也会在不同的环境里,引发完全不同的情绪。
从不同的乐器来看,情况也是如此。号角是和打猎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想起打猎,马上就会想到号角。吉他总和浪漫同在一条威尼斯里亚尔托岛的贡多拉小船,或是一位站在塞维利亚风格窗下的青年。如今,我们把战争与喇叭和鼓联系起来——它们带着愤怒的火焰。但是在古希腊,行吟诗人喜欢一边歌唱,一边弹奏他们的小竖琴,讽诵各国的战争。盖尔族的行吟诗人也和他们一样。现在,我们把小竖琴变成了表达温柔旋律和浪漫情感的乐器。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情岁月里,人们唱起《马赛曲》,比鼓动的演说和战斗的武器还要富有力量。它鼓舞人们勇于牺牲,鼓舞他们去战斗,殒命沙场。我也相信,在一个对法国大革命和这首伟大的法国歌曲一无所知的国家里,《马赛曲》的作用也许就是促进宗教复兴。
所以说,艺术的影响力随环境、教育和思想观念而变。艺术就像爱情,是一种内心的状态,而音乐在艺术中更是如此。诗歌、绘画和雕刻都有确定的形态,而音乐是无形的——它完全是感性的。因此它更富于变化,造成更深的感情影口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