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乐队指挥兼宫廷作曲家先生！
最近，有人突发奇想，请我与另外几个人一起为他的报纸写一封“致莫扎特的感谢信”。最初，我摇了摇头，目光不由投向废纸篓。可是，大凡与您有关的事，我是很少表示拒绝的。而且，您生前不是也曾不只一次地写过这类奇特的信吗？我为什么不可呢？您今天所在的地方，人们彼此间的了解，甚至对我们的了解——由于不受时间与空间 的阻隔——必定胜过我们这里。所以，我本来就不怀疑，您早已知道，我从记事的儿时起便对您怀有感激之情，而且今后仍将感激您。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落墨成文，让您亲自看到我对您的感激呢？
首先，我必须作两点解释。其一，我是一个新教徒。据说，您曾说过，他们也许不能正确理解洗却尘世罪孽的上帝羔羊（Ａｇｎｕｓ Ｄｅｉ，ｑｕｉ ｔｏｌｌｉｓ ｐｅｃｃａｔａ ｍｕｎｄｉ）这句话所包含的内容。请您原谅，现在您对此很可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并非要用神学折磨您。您想得到吗？上个星期我千真万确地梦见了您。在梦中，我不得不对您考试（无法解释出于何种必要）。使我伤心的是（因为我知道，您绝对不可不及格），就我提出的问题“何谓‘教义学’和‘教义’？”我从您口中竟然未获得一个字的回答！！尽管我和颜悦色地向您暗示，让您想想您的——也是我特别爱听的——弥撒曲。这是个愉快的插曲，让我们不再去管它好吗？
令人伤神的是另外一件事。关于您，我曾读到，您在孩提时代就只乐于听行家们的赞美。您知道，人世间除音乐家外还有音乐理论家。您自己是集两者于一身，而我却两者都不是，既不会演奏乐器，也不懂和声学，对“对位法”的秘密更是一无所知。尤其是那些音乐理论家们——为了撰写一篇纪念您诞辰的演说稿我正在试图去破读他们写的有关您的书——真正让我感到害怕。而且，我面对这些专家们的研究成果真正非常担心：倘若我还年轻并有幸学习这门学科，说不一定也会与阐释您的创作的某些最重要的理论家发生冲突，正如４０年前我与我的神学导师们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但是，无论怎么说，在这种种情况下，我作为外行应如何才能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换句话说，应如何才能让您高兴呢？
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也曾读到，您有时也为那极普通的人几小时几小时地演奏，只是因为您注意到，听您的演奏对于他们是极大的快乐。所以，过去和现在，我每次恰恰也是以我快乐的身心来聆听您的演奏。我竟是如此天真，我甚至不敢肯定，在维策瓦和圣·福克斯将您的生平和创作所划分的３４个阶段中哪一个阶段的您离我最近。可以肯定的是，您在１８７５年左右已经崭露头角了，大致如此吧。我向您承认——这绝非有意气您——我并不是听了您的《唐·乔万尼》和您最后创作的交响曲，也不是听了您的《魔笛》和《安魂曲》以后，而是在听了您的《哈天纳小夜曲》和《第十一嬉游曲》以后，实际上是在听《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安娜》的时候，就感动得不能自已了，而且从此欲罢不能。可见，您引起我的兴趣和受到我的爱戴并非从人们将您作为贝多芬的“先驱”而称颂的那个创作时期开始的！我所要感谢您的，简言之就是我发现不论何时听您的音乐，我都被置于一个美好而有秩序的世界的门槛之前，这个世界不论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在雷雨交加之时，不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保持其美好和秩序，而我作为２０世纪的人，每次都从中获得勇气（而不是傲气！），获得速度（而不是超速！），获得纯洁（而不是单调的纯净！），获得安谧（而不是懒散的静止！）。有您的音乐的辩证法萦绕耳际，人们既可以使青春永驻，也能够让憩境到来；既可以工作也能够休息；既可以得到快乐也能够宣泄悲伤。一言以蔽之：人们能够生活。现在，您比我更清楚，为了生活仅靠音乐是不够的，哪怕是最优美的音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