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各种乐器考级已经普及全国，不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就连许多中小城市也纷纷开展各种考级，表面上看起来是轰轰烈烈热闹异常，似乎音乐的普及已经达到令人振奋的地步，仔细思考却不免令人担忧。
说实话，每次要我去当考级的评委，是一件很令人痛苦的事，眼看着一个个可爱的孩子，手里拿着本可以发出优美琴声的小提琴，却脸上毫无表情，两手像操作机器似的做着一些难以胜任的技术动作，发出“叽叽咖咖” 的杂音，一天下来在100个孩子中不到十分之一是可以称为在“演奏音乐”的。看不到演奏音乐带来的激动，更听不到心灵的感动。我在问自己：我们这些人在干吗？是谁逼着他们做这样痛苦的事？
曾经有一个女孩在考级时径直走到我的面前：“老师，请你给我打不及格。”我很奇怪：“你还没考，为什么要不及格？”她说：“我根本没准备好，是我妈一定要我来的。”我佩服这女孩的勇气，也为她妈白付了数字不低的考级费用而惋惜。
据悉，器乐考级最早是起源于英国，他们的考级包括乐理知识，技术水平，音乐表现，是由专门的机构派人考试的。1985年当时在上海开始举办小提琴考级的负责人赵诞青说，从1983年起按照教育部“走向社会”的精神，上海音乐学院办起了为业余学生的“大课班”受到了广泛好评，为了使业余学习有个标准，我们参照英国考级的模式也办起了小提琴考级，第一年有200人，那时，教学都比较规范，考生中良好和优秀的比例较大，也发现了不少人才。考后为优秀教师发奖，举办了优秀学生的音乐会，教师，学生，家长三方面都比较满意。虽然这种音乐会坚持至今，高级别的优秀学生却越来越少。
上海的小提琴考级至今已有20多年了，其中参加考生的人数虽大大增长，质量却每况愈下，显然，考级的迅速发展是与某种经济利益挂上了钩，要不然怎么会弄到各个地方为争取考级设点而你争我夺呢？又怎么会为了争取“生源”一再要求考官“高抬贵手”而降低合格标准呢？如果哪位专家还在坚持他心目中的“标准”，对不起，明年您就别来了。你说你专家才能考，我说为什么地方教师不能考？（潜台词：你能赚钱为啥我不能？）有人说，希望上级部门来“理顺考级”，如果“考级”总是和“赚钱”连在一起，能理得顺吗？
有一家权威机构说：“我们是把考级当作事业来抓的。”好像是态度极为负责的样子。我以为，可能问题的症结就在此，发展音乐事业，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才是我们的事业。古代有这样一句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音乐可以改变社会的风气和习俗。可我们确实没有想到可以改变社会风气，可以陶冶人心灵的音乐学习竟然在一场经济与精神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只落到受“孔方兄”操纵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的悲哀。
在美国或欧州的一些国家，他们的中小学不仅进行一般的唱歌教学，而且还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学会演奏一种乐器，特别是每所学校都特别重视学生的课余音乐活动，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管弦乐队或铜管乐队，经常有校际的交流和比赛,通过开展各种音乐活动来丰富和提高全面的文化修养。他们的学生有的也参加考级，但考级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应该说，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好转，在中国又多是独生子女家庭，各家各户普遍鼓励孩子学习一门乐器是社会的需求。有人说是考级推动了中国业余学琴，我也不能同意这个观点。考级本应是使业余音乐学习更规范的手段之一，但现在恰恰是考级把中国业余学琴引入了歧途。有的家长把考级和学习乐器等同起来：不是要学乐器吗？好啊，找个老师，快快学；不是有十二级吗？三年五年把十二级考出来就完事了。有的部门也在推波助澜，水涨船高地提高门槛：报考我们这里一定要八级十级什么的。于是在家长催促下，教师使出“拔苗助长，巧钻考级空子”的本领，孩子们被逼得无奈，眼看着连跳带爬地拿到了证书，到头来发现，“一切皆空”。如果几十年下来，我们培养了一大批既不热爱音乐，又没有实际演奏能力却带着一厚叠证书的人，中国人的音乐水平算是提高了吗？——爱因斯坦参加考级了吗？袁隆平参加考级了吗？他们通过学习演奏小提琴促进了科学的成就。孩子如果学音乐却不能培养对音乐的兴趣，这样的学习还有什么意义呢？ | 
